强制性规范向普通民众传递的信息是命令性的，且往往以不利后果作为对违法行为的制裁。
宪法权利与民事权利的区别固然是存在的，二者在权利的结构、权利的功能以及权利的内容上均有差异。而日本学者星野英一认为：对19世纪德国私法学具有支配性影响的萨维尼，虽承认每个人享有不受他人的意思支配的独立地支配自己意思领域的权利，但他却否认了对自己自身的实定法上的支配权。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内在于人的伦理价值与外在于人的人格利益是一对矛盾，甚至在某些场合表现出此消彼长的冲突关系，但时至今日，二者中仍没有哪一方完全占据人格内涵，从而排斥任何另一方的存在与存续。但是，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如果要从命题一推导出命题二，实际上就隐含了另一个中间命题，即人身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因此，人为的不过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自然的，理性最早的意义便是与自然相符。因此，尽管人的伦理价值是内在的、恒定的事物，但其表现形式则是历史的、多元的。因此，近代民法典对人格利益的保护均未采取权利化的保护方式。
法哲学所关注的，是探寻那些能够使中国人共享一种更有德性、更有品格和更令人满意的生活的理想图景。法院在判决中强调人格尊严应受尊重，人的尊严是宪法体系的核心，使人格尊严成为法律秩序的基本价值。唯有认真看待权利，才能认真看待法律。
个体权利与个体利益并非等同的概念，因此，承认个体权利神圣，不等于承认一切个体利益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董进宇，吉林大学法学院讲师。相通之处在于两者都重视法律在治国过程中的作用，区别则在于两者对治国者与法律的关系有不同的处理。一方面，政府可以利用法律来取缔和制裁社会主体违反法定义务、滥用法定权利的行为。
个体利益有正当和不正当、合法与不合法之分，只有正当的合法利益才能归入权利的范畴。其法理蕴义包括七个重要之点：治国者先受治于法。
其三，承认权利神圣并不意味着不能对其加以任何限制。这样一来，政府的行为是否要遵循法律的标准，就成了一个随时要根据目前形势予以权衡的问题，这意味着，一旦政府的现实目标与既定的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或个案中政府所理解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发生冲突，规则和程序便都变成了可以被忽略的因素。客观而论，这种区分在现代社会中也部分适用，因为任何政府（包括一切有权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机构与组织）都扮演着社会治理者的角色，在其权限范围内，任何社会成员也都须服从政府的管理。政府主体以全社会代表的名义掌握和行使公共权力，各种社会主体则分别以自己的名义享有和行使个体权利。
在法治国家中，法律不仅应当被当作治国手段而受到重视，更应当被当作公共生活的基本准则而受到尊重和信仰。这个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即使在法律的工具性层面，法律的首要性质也不能被界定为政府的工具。以法治国赋予政府绝对主导的地位，它强调法律是政府的治国工具，而政府本身却无需受法律的约束。
形式合理性的宏扬必然会大大降低政府行为的灵活性和自由度，也难以避免牺牲掉某些个案中的实体正义，但是，要以法治取代人治，就必须付出此种代价，政府和公众应当对这一点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郑成良，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
人治国家为实现政府对社会的单方面控制，采纳权力本位（职权本位）的原则来安排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关系。依法治国并不排除政府以法律作为治国的重要手段，不过，它强调的是法律的主导地位：政府必须依据和依照法律所批准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治人者须先受治于法，然后方能治人。
王法是王之法，是政府的命令和决定。这种界定把法律仅仅视为政府的工具，法律在政府面前便不能不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地位。其实，当法律工具主义强调法律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时，它并没有错，但是，要害就在于法律工具主义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法律的工具价值的。如果法律不能成为最高的权威，那么，某种特殊的利益、兴趣和判断标准就会借助于政府的权力而成为法律和社会的共同主宰者。4.法律性质的重新界定由于受人治传统和法律工具主义的影响，千百年来，视法律为政府之工具的观念根深蒂固。这种界定完全忽略了法律的超工具性价值，崇尚法律的信念便因此而难以确立。
如果它们与这些标准相矛盾，则可以取而代之并以自己作为自己的标准。这界定使法律处处迁就政府当下的行动计划，法律的形式合理性价值便无从实现。
换言之，政府固然可以作为治理者向社会发号施令，可以要求受治理的公众服从自己的支配，但是，这要以一种普遍化的平等守法义务为前提。以此种观念为指导，公共权力所做出的任何决策和行为都会被认为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如果它们碰巧与既有法律中的普遍标准相一致，则其合法性自不待言。
它反对以法律作为权力的存在依据，而强调以权力作为法律的存在依据。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需要对法律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
如此一来，依法治国就不再是一个普遍的行为准则，而只能是一种受偶然性因素摆布的特例。如果法律所保护的权利可以被蔑视，则法律本身便无神圣性可言了。1.治国者先受治于法体现法治理想的依法治国与中国古以有之的以法治国既有相通之处，也有深刻区别。在实行依法治国的现代法治国家，政府与社会是一种双向互控的关系，为了在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之间达成平衡，权利本位原则就成为必然的选择。
6.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平衡社会是由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所构成的。为此，必须在政府和公众中树立起这样一些法律公理：法律是一切公共权力的来源和基础，依法设立、依法取得并依法行使是一切权力取得正当性的普遍形式。
然而，由于古代的以法治国和现代的依法治国所蕴含的法理不同，故它们对法律和政府的相对位置有不同的安排。因此，切实地实行依法治国，不仅意味着治国者和受治者一样要站在法律之下去思考和行动，而且，它还要求全体治国者必须学会并习惯于按照法律所给定的形式来观察问题、提出问题、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
其二，承认权利神圣与承认公共权力神圣一样，都是有条件的，即：它们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都只能限定在法律所划定的合理空间之内。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话，也只能是政府的公共权力而已
6.公共权力与个体权利的平衡社会是由政府主体和社会主体所构成的。毋庸讳言，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一直缺乏认真看待个体权利的观念，其表现就是，在古代专制政府面前，个体的权利并不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性质，因而经常被忽略甚至受到公然践踏。现代法治精神以其对形式合理性的宏扬而区别于法律工具主义。其实，当法律工具主义强调法律是一种工具和手段时，它并没有错，但是，要害就在于法律工具主义是以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法律的工具价值的。
其实，权利是否神圣与法律是否神圣是同一个问题。实行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需要对法律的性质进行重新界定。
这样一来，政府的行为是否要遵循法律的标准，就成了一个随时要根据目前形势予以权衡的问题，这意味着，一旦政府的现实目标与既定的法律规则发生冲突，或个案中政府所理解的实体正义与程序正义发生冲突，规则和程序便都变成了可以被忽略的因素。如果法律不能成为最高的权威，那么，某种特殊的利益、兴趣和判断标准就会借助于政府的权力而成为法律和社会的共同主宰者。
这些基本的法理如能得到广泛认同并在公共理性中内化为普遍的信念，依法治国就能得到强有力的观念支持。法律是一种非人格化的普遍存在物，它没有特殊的利益、特殊的兴趣和特殊的判断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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